蒋介石葬礼上张学良也到场用16字挽联概括了他和蒋之间的恩怨

  1975年4月5日，蒋介石因心脏病发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，享年88岁。台湾当局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极其隆重的葬礼，并将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国父纪念馆五天，以供民众们瞻仰悼念。

  纪念活动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，灵堂上忽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老人，只见他在宋美龄秘书的搀扶下，慢慢走近了蒋介石的灵柩。

  在蒋介石的遗体前，他慢慢俯下身去，最后一次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蒋介石的遗容，手指微颤地抚了抚蒋介石的水晶棺。

  老人面容凝重的看了许久之后，直起身来，又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  前来吊唁的人都对这个老人的身份十分好奇，直到看到老人送来的挽联，众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老人，就是与蒋介石缠斗了半生的张学良。

  而张学良留在蒋介石葬礼上的这16个字，也高度概括了他这一生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。

  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交往是从1928年开始的，但其实早在1927年，张学良就曾试图和蒋介石联络，希望有机会能够“罢战言和，共商国是。”

  在接受北京记者正常采访时，张学良表示：“余等平日主张，无论何党何派，不分畛域，倘以富国利民为前提，与余等宗旨不悖，均可合作。南北双方原无不解之仇，倘能互蠲成见，自有合作之可能。”

  不过因为张学良身份特殊，纵使有“免胄寻盟之真意”，也只能囿于“军令如山”与“父命难违”，未能如愿与蒋介石言和。

  彼时，张作霖被日本侵略军密谋炸死，北方局势瞬间陷入了混乱之中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张学良从前线赶回沈阳，继承了父亲职务并成功的稳定了东北的局势。

  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的张学良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，那就是今后的东北到底应该何去何从。摆在张学良面前的只有三条路，和日本人合作、割据东北闭关自守以及和服从南京政府。

  图皇姑屯事件是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、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

  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是死于日本人之手，而且张学良在国家主权上的立场坚定，誓死不做日本人的傀儡，所以第一条路行不通；

  至于第二条路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在残忍暴虐的日本侵略军的野心之下，想要独善其身自是不可能的。

  不过当时的内部也并没有完成统一，阎、桂、冯等军阀拥兵自重，都与蒋介石貌神合离。虽然他们都想拉拢张学良，扩充己方势力，但是张学良始终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有实力能够统一中国的人。

  张学良向蒋介石抛出了橄榄枝，正巧蒋介石也开始着手改善南京与东北之间的关系，两个人意见统一，交集便逐渐多了起来。

  任职后不久，张学良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道：“对国民政府态度谅解，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，根据平等之和平条件。”

  同时，张学良为了表明了自己与蒋介石谈判的诚意，还邀请何成浚前来共商事宜，并且将关内奉军全部撤退到了关外。

  蒋介石接收到张学良的和谈信号，决定亲自北上，与张学良洽商定和谈的事宜，并在7月3日时顺利抵达了北平。

  蒋介石以为这是一个解决东北问题的大好时机，所以抵达北京以后，还特意给留守南京主持大局的谭延闿发去指令：“奉方事现由中负责接洽，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，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，以免纷歧。”

  不过“易帜”一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张学良与蒋介石联手，日本侵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愿意的。

  当日本侵略军看到张学良多次表达与蒋介石和谈的意愿后，警铃大作，开始想方设法地组织东北“易帜”。

  日本方面开始致电张学良给他施压：“为今之计，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，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。”

  面对日本人的威胁，张学良选择了视而不见，并且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和谈的态度和决心：“学良爱乡爱国，不甘后人，决无妨害统一之意。”

  从决定“易帜”到完成“易帜”，历时七个月的时间，在突破了日本侵略军的干涉和阻挠，并在利益冲突下双方各自协商让步之后，东北易帜完成。

  “仰承先大帅遗志，力谋统一，贯彻和平，已于即日起，宣布遵守，服从国民政府，改旗易帜。”

  蒋介石通过张学良巩固了自己的地位，张学良也成功地保住了东北，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实力派。

  同样，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联手，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，也成功的让日本侵略军的野心落空。

  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与蒋介石正式联系和交往之后，由两人共同参与而促成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，也是两个人恩怨开始的重要节点。

  在中原大战中，张学良为蒋介石提供了很多帮助，包括物资提供、人员补充和提供战场便利等多个方面。

  东北易帜之后，南京政府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，但是其实内部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。

  蒋介石为了可以巩固自己的实力，便开始设计削弱各地方势力，不过他的做法也很快引起了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等各派人员的不满。

  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，不管是战争时长还是规模之大，都是继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军阀战争史上又一罕见的战争。

  这场战争，几乎牵动了中国境内大大小小全部的军阀，而在所有军阀势力中，唯一没有被卷入战争的就是张学良。

  对于这次军阀混战，起初张学良是抱着中立的态度，为了倡导和平解决实际问题，张学良还拿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劝导，力陈和平的重要性。

  “余于19岁时即参加战争，历年来对于战争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，均感万分痛苦。余因战事至马牧集（在河南省东部陇海铁路线上，今称虞城）附近视察，该地人民多躺卧地上，面黄肌瘦，憔悴，痛苦不堪言状。盖人民之所以流离失所者，全因军人之压迫，而军人之所以压迫人民者，又因战事之发生，故内战实为罪恶之母。”而“内争之肇始，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，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已。”

  同时，张学良还与众位同僚们分析当下中国的局势，称：“十数年来，战祸频仍，人民既无生路，国是日在飘摇，以致外侮侵凌，亦日甚一日。”

  张学良体谅常年战火蔓延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，所以坚持和平宗旨。不过张学良的主张注定很难做到。

  当时国内情况复杂，张学良代表东北进行“易帜”之后，虽然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证东北当局的独立性，可是它仍旧是一个依附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，在进行很多外交活动的时候仍旧需要中央政府的出面。

  在别人劝解张学良反蒋的时候，张学良曾经说过：“际此时局，处境较具苦衷，外交问题，今后仍与宁府联络进行，不便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。”

  在给徐源泉、何成浚的电报中，张学良说道：“东北情形特殊，想为兄所洞鉴，一切行动，每难如愿，但于国家大局有所裨益，在可能范围中，必当尽力赴之也。”

  蒋介石要求张学良：“军事行动，粮饷不可稍缺，请拨借高粱200石，运送来沪，作为骑兵之用。”

  不久，再次致电张学良：“晋阎叛变，业已调军队痛击，惟兵马粮草，必须充足，请拨借高粱100石，运输至青岛，交陈调元查收，作为军马之用。”

  除了粮食，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，在面对阎锡山等人的请求时，张学良一律婉拒了，而在面对蒋介石的弹药请求是时，张学良则始终抱着“东北兵工厂应源源供应之”的态度。

  “到青岛部队已完全上陆，集中胶州；兵力虽只一师，而青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，我陆军得以上陆，在逆方观之，必疑奉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！且青岛可以上陆，则天津亦可以上陆，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。奉军虽未加入作战，而于我之政略战略，皆占先一着矣。”

  可见，张学良始终在尽力协助蒋介石的军队，甚至帮助李韫珩部登陆青岛，这在宁蒋和晋阎军事势力之消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  不过张学良虽然在行动上支持蒋介石，在关系与蒋介石的从属关系也更加明确，但是张学良从来就没对外宣称与蒋介石站在一起，也拒绝入关助蒋。

  “今晨我右翼军已占领济南城外之隆兴山一带，左翼军占领长清西南之归忌镇。晋军崩溃已无问题。尚望力请汉兄从速出兵平津与石家庄堵截，勿使晋军片甲退入娘子关，以求根本解决。”

  此前张学良碍于中原大战胜负难分，所以始终没公开帮助蒋介石，如今听到蒋介石一方占据绝对的优势以后，便坚定了追随蒋介石的决心。

  同时，为了拉拢张学良，蒋介石也是煞费苦心。蒋介石以高官和让出华北地盘相许，并在财政和出兵华北的军费予以满足。

  待到时机成熟，张学良便以“调停”的名义带领十万大军进关，接收平津，终结了历时七个月 的中原大战。

  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第二次合作，在战争的过程中张学良始终倾向与南京政府，为促进和保卫国家和平，张学良还出兵助蒋，维护了国家的利益，也进一步促进了他与蒋介石关系。

  张学良率军入关，平息了战火，扭转了时局，帮助蒋介石在政治与军事上战胜了对手，让冯、阎、桂各派军阀都失去了与蒋介石分庭抗争的实力，成功帮助蒋介石稳住了地位。

  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拉了蒋介石一把，也为蒋介石铺平了之后的道路，是有恩与蒋介石的。

  张学良一心帮助蒋介石，也在蒋介石的提携下成为了政府中数一数二的人物。

  中原大战中，张学良为帮助蒋介石赢下战争入关，被蒋介石命令进行善后工作。张学良在关内停留，便无暇顾及东北，军队也没能及时调回东北，这就给了日本侵略军以可乘之机。

  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，还未等张学良采取一定的措施，蒋介石的指令便一封接着一封的飞到张学良的手上。

  蒋介石主张，对于日本军方的侵略一律采取不抵抗的政策，在事变发生以前，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命令是：“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，我方应不予以抵抗，力避冲突，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，置民族国家于不顾。”

  事变发生以后，蒋介石又开始秘电张学良：“沈阳日军行动，可作为地方事件，望力避冲突，以免事态扩大，一切对日交涉，听候中央处置可也。”

  因为当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态度，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情感上，张学良始终奉行着“一切听命于中央”的思想。

  所以，张学良遵从了蒋介石的指令，采取“不抵抗主义”，也是蒋介石与张学良这一错误的决定，导致了仅仅四个月的时间，整个东三省就全部沦落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。

  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义，暗示张学良：“现在中国大局危险万状，你我两人好比共乘一只漏船，必须先下去一人，才能挽救船沉，你看谁先下去好？”

  张学良明白蒋介石想让自己成为那个替罪羊，所以只能按照蒋介石的意思电报全国，称：

  “此次蒋公北来，会商之下，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，即所以效忠，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。故毅然下野，以谢国人，……而余本身只知为国，余皆不复计也。”

  其实张学良拿出与蒋介石的电报往来，就能验证自己的清白，但是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言听计从，对蒋介石的所有决策的正确性也都深信不疑，所以他选择替蒋介石背下这口黑锅，蒋介石也毫不犹豫的将丧失国土的罪名推到他的身上。

  从“九一八”事变中显而易见，蒋介石对于此前张学良的恩情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还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，不仅让张学良失去了让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家乡，更让他担上了不抵抗的罪责，被人们嘲讽是个“不抵抗将军”。

  在此之后，张学良便出国考察去了。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张学良仍旧是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，也支持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主张。

  张学良出任鄂豫皖“剿匪”副总司令一职，率东北军进驻西北，围剿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。

  不过在交战的过程中，张学良却多次败给，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，在蒋介石多番的批评之下，官兵们对蒋介石采取的内战政策反抗情绪也是日益高涨。

  尤其是东北军，曾经就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担下了不少的骂名，如今跟打还屡屡受挫，很快众人便发现“剿共”是没有出路的。

  这个时候张学良也开始不满蒋介石的政策，多次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请求蒋介石与联手一同抗日。

  没想到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诉求不仅不予理会，更是对张学良的这一想法进行了斥责。

  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，蒋介石一再声明：“你们要知道，日本是皮肤之患，不足为虑才是心腹之患，必须彻底消灭，剿共是国家根本大计，决不能动摇。”

  1936年11月底，张学良与杨虎城召开了秘密会议，决定电请蒋来西安，面谏蒋介石。

  蒋介石飞抵西安以后，张学良借助学生的契机向蒋介石请愿，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，再次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。

  盛怒之下的蒋介石还威胁到：“你和杨虎城只有服从中央剿共命令，将部队开赴剿共前线，否则，东北军调往福建，西北军调往安徽。”

  眼看着面谏无用，张学良与杨虎城被迫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，兵谏蒋介石。事变发生后，南京政府开始对张学良与杨虎城软硬皆施，要求他们释放蒋介石。

  张学良与杨虎城丝毫不为所动，在回复孔祥熙云时说道：“文日之举，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，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，积极领导抗日，行动实现后，用我则愿作先锋，罪我亦愿束身归罪，否则，毅亡无方，空言洽商，非弟本意云云。”

  “文日之举，纯为爱国家，……总之，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，难送委座返京，南京同仁如能平一时之忿气，为整个事体打算，则一切一切不难办到；否则，不顾大局，必欲用武力以对内，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，岂能视同儿戏？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。为自卫计，绝不惮起与之周旋。谁造内乱，谁误国家，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。”

  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，宋美龄一直力主和解，她认为“此事若处理得宜，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。”

  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抵触的情绪也很强烈，被张学良扣押以后，蒋介石直言：“余亦宁死不受胁迫。”甚至为反抗张学良兵谏不惜绝食。

  最后，宋美龄决定亲赴西安，这样一个时间段蒋介石的态度仍是：“切不可来!务请转达余妻，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。”

  后来，宋美龄代替蒋介石与周总理、张学良与杨虎城约谈，会议中，宋美龄同意停止内战，表示以后不“剿共”了，并对周恩来千里迢迢来调解表示感激。

  西安事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，张学良与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，为表忠心，张学良还亲自护送蒋介石回京。

  不过刚刚抵达南京，张学良就失去了自由，被蒋介石监禁，这一困，就是五十多年。

  在蒋介石的葬礼上，张学良没过多开心或者难过的情绪，只是面容严肃地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，送了他最后一程。

  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张学良用一副挽联概括了出来：“关怀之殷，情同骨肉；政见之争，宛若仇雠”。

  张学良对蒋介石是信任的、是忠诚的，是蒋介石的专断和猜忌葬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，也让他失去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将军。